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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美国路(二)(余良)

发布时间:2018-07-02 16:56:27来源:

 

三十年美国路(余良)

(二)撬门抢劫惊魂魄

且说我一家暂时安定下来后,USCC很快帮我找到一份在曼哈顿日本餐馆洗碗的工作。时薪三元五毛,每周四十小时。因有了工作,我一家只申请到每月九十多元的粮食补助。

一周后,我和李明庆会长相约在唐人街。李先生年约五十,为人真挚热情,见面就觉得是位厚道的长者。他说,他的父亲原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摄影师。他于一九七三年柬埔寨战争期间来到美国。多年来,他不固定做些散工,英文也只能说些日常用语。他坦言他的经济情况较差。

他竭尽所能向我介绍美国社会一些情况、日常生活小节、人情习俗甚至待人接物等等。

他交游广泛,对华社各头面人物几乎无所不识。

李会长建议我到华人餐馆打工,每周工作六、七十小时,每月工钱至少一千美元。如我愿意,他很快就能帮我找到这样的工作。他说,在美国是很现实的,老板和工人可随时相互炒对方的鱿鱼,决不讲情面。我当即答应下来——靠日本餐馆每月六百多美元工资,何时能发达?

分手时,李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望着上面的头衔,我问他,“柬埔寨华侨互助总会”这名称很亲切,请问有多少会员、又有多少分会?他语焉不详,只说,如果忙不过来,他随时可调动人力为总会工作,必要时我也要出来为后来的柬华难民做事。

不久,我终于知道,“柬埔寨华人互助总会”,既没分会,也没会员。总会和他的大名偶尔出现在纽约华文报章一些庆祝活动中。多年前他不幸去世,该总会也就销声匿迹。但他为柬华难民做了许多实事,令人印象深刻。

实际上,美国政府鼓励各不同民族的社区组织他们的社团,以服务和团结各自社区的新旧移民。在这个世界民族的大熔炉里,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促进了解、携手并进。各地华人社团越来越多,良莠不齐。不少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社团组织求名逐利,连一些仅有几个成员的小社团也冠以“总会”之虚名。

且说第二天,李先生致电说,已帮我找到一份华人餐馆的洗碗工,明天就去上班。今天可辞去日本人的工。

这是一间位于曼哈顿1059 Lexington 大道,取名“湘园”的中餐馆。老板、经理和大多数服务员都是台湾人,十七位厨房员工,有十位香港人,五位大陆和台湾人,我和“抓码”(配菜)的小郭是柬埔寨华人。餐厅服务员说国语,厨房员工说广州话。大厨龚师傅,年近四十;二厨徐师傅,略小几岁,他个子高大,脾气暴躁。“湘园”近来生意兴旺,龚师傅委托李明庆会长找一位年青人协助工龄最长、六十岁的洗碗工梁先生。

龚师傅是个老实人,手艺好,据说在香港就当过酒楼大厨。除了两位师傅,还有五位炒锅、两位炉尾(炉头油炸工)、两位“抓码”、两位打杂、两位洗碗、两位夜班清洁工。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十一时至晚上十一时。星期二休息,每月工资九百元。

我初来乍到,动作慢,环境生疏,又不会使用自动洗碗机,不知梁先生是否歧视难民,对我总是没好声气,甚至故意挖苦或大声斥责。晚餐期十分忙碌,服务员川流不息送来食用过的盘碟碗筷匙叉堆得老高。梁先生紧绷着脸,说,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哪像个做工的?我无话可说,心中不服,心想,要我拿锄头,种田种菜,你梁老头可无法跟我比。

可是,这里是美国,做工都是计时计分的,你的工作产值,要比老板给你的工钱多一倍以上。十七位员工,大厨要保证每个月为“湘园”做十七万元的生意。

很多时候,洗碗是忙碌不停的机械般的动作,直干到头脑昏沉,手酸腿软。深夜收工了,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在路上,顿感空气清爽,心情像凯旋归来的战士那样舒畅、豪迈。

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贫穷的黑人聚居区,有些寒心。一个多月来,公寓里的黑人邻居妇女们常给我们送来一袋袋的旧衣服,令人感动;东方吐白的时候,睡意正浓,妻子催我起身,要我赶紧下楼去路边搬运垃圾家具,说迟了垃圾车就运走了,我们家里空荡荡的,成什么样?   

于是,旧桌子、破椅子、残缺沙发,霉味地毯,一件件搬到房里来。休息那天,夫妻俩在浴缸里花了三个多小时洗地毯,差不多直不起腰,才勉强洗掉霉味。地毯铺在地板一个月还干不了。两个小女儿成天像坐牢一样跟着妈妈躲在屋里,没电视,没玩具;我们吃的是“湘园”厨房里准备丢弃的鸡鸭内脏、猪皮、牛肉筋、烂菜叶等。

好容易等到领了工钱,一家人兴高采烈到唐人街逛商店,花二十五元买了一台小录音机和一盒张小英唱的录音带,几个月来天天重复听赏,百听不厌。

每天收工时,龚师傅常问我工作累吗?在美国苦吗?我说,还好,自小累惯、苦惯了。他好几次对我说,你不能穿拖鞋工作,发生意外很危险,你没钱,我先给你借。

两周后,又领了工钱,夫妻俩满心欢喜,决定先给孩子们买部电视机。当时的电视机很贵,十九英寸SONY彩色电视机七百五十元,又花十五元买架轻便手推车,两人费尽力气拉到地铁站,半个多小时后走出BRONX  FORDHAM  RD街地铁出口。

我俩一前一后又推又拉,招摇过市经过好几条街道,推开公寓大门,走到楼梯口,正思量着如何搬上五楼,猛地里突然大门被推开,窜进两个十七、八岁的黑人青年,手上各握着一把利刃,冲到我们面,眼露凶光,恶狠狠喊声:“放下电视!快放下!钱!钱。。。。。。”两匪各用尖刀在我们面前闪动,我们被吓得又慌又急,妻子把手提袋朝大门抛去,两匪转过身跑过去捡上来。逃跑前又吓唬我们:“别跑开,别搬走电视,我们还要回来!”随即打开大门,逃之夭夭。

我们定下神来,妻子不停咒骂劫匪。我说,还得赶紧把电视机搬上楼,迟了劫匪转回来就遭了。

生平第一次遇到抢劫,虽只损失三十五元,精神长时间受到很大压力。

几天后,龚师傅提拔我到楼下做“打杂”(切肉、切菜)。同事们都说,我是被破格提升,按惯例,洗碗工最快一年才获提升。

我虽然加了一百元工钱,但晚上工作做完了要上来帮梁老头洗碗,直到新的洗碗工人到来。我工作比较熟练了,工作量却大了,每天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我常想,为了孩子,为了前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没想到,升职的第二天,午餐期过后,经理突然通知我,家里来了紧急电话。

我刚“喂”的一声,妻子气急败坏地说:“不好了!绍强!一大群黑人青年就要冲进来了!他们在门外用铁棒、大刀、锤子大力撬房门,我用身子顶着,快不行了,我又不会报警。。。。。。”

“我这就叫经理报警!”我放下电话。经理听说,向我问明地址,拨通911,向警察通报后,放下电话对我说:“放心了,警察很快就会赶到你家里去。”

警察局有多远呢?还要开车一段路,还要跑上五楼,来得及吗?妻儿会被人欺负吗?孩子们被吓坏了吗?想了想,又拿起电话打回家,果真,电话一直响着,没人接。我这回真的头脑快炸开了。。。。。。

龚师傅和几位同事围在电话机傍,为我着急。经理说:“美国警察行动快速,你可放心。别打电话,还是等家里人打来吧!”

足足十五分钟之久,电话响了。妻子带着不断的喘息说:“警察来了,房门差点被撬开,那些黑人青年全跑光了。警察向我了解情况,他们要我出去认人。我先让你安心,我这就跟随警察出去。”

。。。。。。

深夜回到家里,妻子把今天的事细说一遍:

“下午二时左右,我突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赶紧走到门后,从防盗镜望出去,只见五、六个黑人青少年手持钢钎、铁棍、水泥锹、钢管等打量我们的房门,后面又来了四、五人。我吓得慌乱,大声叫孩子躲藏在睡房里,自己赶紧找来一根木棍,用力顶着,想想又不是办法,这时,撬门声传来了,外面又喊又叫,我退回来给你打了电话,又回来用全身之力顶住门。他们人多,个个力气大,幸好门是铁的,也有两道锁。他们一时撬不开,就撬门缝的上锁处,我就用棍棒朝该处打。阿慧(大女儿)也从房间里出来帮着打,门里门外相持不下,我已全身发软,眼看快顶不住了,突然听到有人高喊:‘警察来啦!快跑呀!’我猜是有人从楼上窗口望到警察车。他们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警察来叫门,我还不敢开,望见真是警察,才开了门。。。。。。

警察逐家把青少年全叫来,要我指认哪些是来撬门的。十几人大小肥瘦不一,却奇怪的长着同样一付面孔。我还未开口,他们个个抢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我也怕冤枉好人,只好跟警察说,我认不出来。几个警察面面相觑、摇头叹气,无可奈何,只逐一登记他们的名字,向我说些安慰的话,也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附近几户柬华难民到我家拜访慰问。从这些先期生活在此的同胞口中,我才知道这一带是治安黑点,匪徒持刀枪抢劫杀人司空见惯。

我们已身处十分危险之地:歹徒可随时从防火梯撬窗口进来;妻子总有出门购物的时候,他们可能尾随入屋,或守在楼梯口、门口;我每天深夜十二点抵达家门,他们更可能在各楼梯间埋伏袭击、抢劫甚至威逼进屋抢走电视机。。。。。。。一切都因我们新买的高档电视机惹祸。

从那以后,每天深夜十一点半起,妻子便带了五岁和两岁的小女儿各持木棍守在五楼家门口等着我回来,“保护”我走进家门。我又好笑又无奈,但妻子说,人多了可助威,总比你单打独斗好。

因为穷,妻子不得不让我干这种白天卖力、晚上卖命的工作;因为穷,我又不得不让妻儿住在这日夜提心吊胆的恶劣环境中——要尽快搬到屋租便宜、环境安全、交通方便之处,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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