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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美国路(一)(余良)

发布时间:2018-06-28 22:58:00来源:

 

 

(长篇报告文学)

三十年美国路 (余良)

 

(一) 初抵美国遇贵人

      

“各位乘客请注意!美国政府规定,任何乘客身上携带五千美元以上,须填表上报。”

当翻译员转达了这架豪华客机上的广播指示后,机上三百多名全部来自泰国的柬埔寨难民哑雀无声。翻译员重复了几次同样的话,依然无一呈报。

“携带五千美元”,对我们这些历尽劫难、一贫如洗的乘客来说,实在是多余的。对我这个自小就过穷日子的人来说,这个数目更是个做梦也梦不到的天文数字。

快三十年了,当年翻译员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今天,“五千美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按照美国的标准,我的家庭属于哪个阶级?这三十年,我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没有地产投资,从不股票博弈,也不从事投机买卖。我们走的路,其实与绝大多数移民一样:艰苦拼搏,历尽艰辛。曾经起伏跌宕,尝尽酸甜苦涩;多少次柳暗花明又一村,几何时从悬崖绝壁到康庄大道;有过痛心疾首、几近心力憔悴,却又雨过天晴、迎来事业的春天……

要把人生三十年走过的路比较详尽记录下来并非易事,但对于有过许许多多刻骨铭心的遭遇与经历的我来说,也并不太难。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许,美国747豪华客机平稳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大概由于客机来自毒品横行的泰国,乘客又是政治、战争难民,在行李认领处,大批海关人员认真、严格检查每一件行李。我们在那儿呆了将近四小时。

我们三百多人当晚被送到一处难民临时居留所。天一亮,由于时差和长途飞行,脑子迷迷糊糊的,我们被叫醒去排队吃早餐。只见球场上几个十几岁的白人男孩子停止玩耍,都脸带笑容向我们打招呼,他们是那样亲切友好,纯真的脸上露出真挚的问候和欢迎的表情。这对于像我们这些面容憔悴、衣衫老旧、瘦骨如柴的人来说,真有点受宠若惊,像我这样长期受“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是罪恶之源”的“教育”的人来说,对这些孩子们的友好表示,内心反而有些莫明其妙的排斥。

我们每餐都吃同一牌子的方便面。幸好两天后,我们被安排搭机前往纽约。

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抵达纽约国际机场。我一家四口人领了行李在大厅等待接机者。天气十分炎热,每个人又饿又渴,两个小女儿不敢哭闹,就互相因无意碰触而争吵起来,附近几个白人女孩子又同情又好笑,站在一旁“欣赏”她俩的“表演”,笑得前俯后仰。。。。。。

终于,一对个子高瘦的黑人青年举着写上我的名字的牌子走过来。我们上了他的房车。

汽车奔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一幢幢高楼大厦和精致的建筑物在眼前飞逝。虽然疲惫不堪,还得打起精神:短短几天,从泰国到美国,从难民到移民,从东方到西方,从长年战乱与无数次逃难到一个世界强国,从熟悉的乡土人情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人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无一技之长、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家庭重担,儿女前途。。。。。。未来漫漫岁月,将如何渡过?望着两个体质瘦弱、满脸茫然的小女儿,我和太太都忧心忡忡,不胜悒郁。

 

这对青年把我们安顿在纽约市中城三十四大道一家旅馆,我们住在三十楼三零四房。天快黑了。青年给我们八十美元,带我们走出马路,在附近找到一家自助中餐馆,看着我们吃过了饭,又把我们带回旅馆。

第二天一早,这对青年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话就走了。而我们也因为过于疲劳,一觉竟睡到第二天晚上。

一行四人带着辘辘饥肠走到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才发觉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没法子,只好回到旅馆,在饥饿的煎熬下盼到天亮。

三天时间,八十元快花完了,如何是好呢?我带上旅行证件上的教会担保人的电话号,到附近一家台湾人开的餐馆借电话。主人很热情,但始终没帮我们联系上。又一天过去了。

正当我们如热锅上的蚂蚁,第二天早上,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上楼找人,我们满怀希望走过去。令我们惊喜的是,这名叫Paul 的白人能说流利柬语,可是,他要找的不是我们。他听了我们的反映,为我们着急。

原来,这里各楼都住着初来乍到的柬埔寨难民。他们所属的教会派这位白人来领他们出去。

Paul 三十多岁,一九七五年起,他在柬埔寨生活了两年,对柬埔寨人民怀有特殊感情。

他送给我一张一百元的支票,还带我到银行支取。他教我们到超级市场购食物做伙食,这样可节省金钱(因旅馆有煤汽炉)。最后,他才回来处理带领难民的事。

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由纽约最大的“美国天主教会”,简称“USCC。”负责担保的,直接的联系人是纽约大医院验血师约翰医生。这两者都是赫赫有名,但其服务难民就远远比不上Paul所属的“IRC。”(国际救济机构)。大概后者得到政府拨款,因而有足够的人力应付较大开支,而前者仅靠教友资助。

 

一星期又过去了。Paul 再次来领走新一批难民。他顺便来看我们,又送给我们一百美元。并承诺把我们的处境转告“USCC。”

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不是在房间里看电视,就是带一对女儿在附近逛街。街上都是洋人。怎么没看到华人呢?旅馆楼下有一间餐厅,一位看似华人、大概是餐厅的经理经常到旅馆走动。有一次,我忍不住趋前用中国普通话向他打招呼,他十分礼貌地说:“I am Japanese。”(我是日本人)

正当我们快花完了最后的金钱,一位柬埔寨青年找上我们。他告诉我们,是Paul 叫他来的,要我们明天一早跟随他到唐人街附近一个越南裔教会,暂时由该教会安排我一家的生活,Paul 还为我们打听到一位热心帮助柬埔寨难民的华人——李明庆先生。

当晚,我致电李先生。他详细了解我的情况,并自我介绍是美国柬埔寨华侨互助总会会长。他说,该越南裔教会是可信赖的,否则,他也可帮我。他祝我好运,有困难仍可找他帮忙。

越南裔教会安排我一家住在纽约市布朗士区一百八十三街附近一条叫Andrews Ave僻静街道的五楼。

没想到,这里是贫穷的黑人区。虽然也住了不少柬埔寨难民,但彼此不能守望相助。两个多月后,就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且说我们住下来后,我每天就由越南裔教会派人带我们去办理各种移民手续、寻找工作、申请福利等。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回到家,门缝插上一封信,信中简单写着几个字,大意是:我今天到了你的公寓,见不到你。明天早上十时,我再来,请等我。 署名是约翰医生。

第二天,约翰医生准时来到。他是个四十余岁的高大白人,领带西装革履。他露出慈祥亲切友好的笑容和我握手。自我介绍后,带着歉意对我说:“我很抱歉,让你在旅馆呆了很多天。在你离开旅馆那天,我才有你的消息。我赶到旅馆,你正好走了。后来才又打听到你们在这里。”    

我很费劲地用上我在难民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和他沟通。他很细心地听着,一边帮我纠正语法,鼓励我多讲英文。

他一一问候我的家人。他送来了许多木碗、杯子、叉子、汤匙、小刀和两百美元。告诉我他的住家和医院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说;“每个月可到USCC领取各种生活费用,直到有了工作。明天,有人会给你们送来三张睡床。这样,你们就不必睡在地板上。”

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吗?我说,我要申请福利金,因为孩子们还小,妻子身体又不好。

他说:“不要轻易申请福利金。你还年轻,赶紧找一份工作,减少政府的负担,让政府把钱用在救济穷人或收容难民方面。”我很失望。从越南裔教会中,我知道许多比我条件好的难民也申请到政府的福利金,教会的职员也认为我完全有资格申请,我不必急于工作,而是读书、学英文。

多年以后,我理解约翰医生的用心。他是一位具有博爱之心的真正爱国者。美国有许多穷人,她还大量收容外国难民,即使我们有困难,但不知有多少国民的困难比我们大得多,如果每个难民都依赖政府救济,必然影响到其他的穷人。回想过去生活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朝不保夕的日子,能来到美国实在太幸运了。我不能太自私。我还年青力壮,可创造条件再学英文。

从那以后,我理解到,在美国,爱国不必张扬、无须标榜,而是深藏在人心中。爱国很简单,就是守法、纳税。这跟我过去在柬埔寨受左倾思想“教育”大不相同。那时,“爱国”几乎要挂在口上,生怕别人不知你爱祖国。

约翰医生是身体力行做到这一点。他每年都要到泰国难民营为那里的病人服务。我曾对他说,我不喜欢住在黑人区,可是他说,不要歧视黑人,不论哪种肤色人种,都有好人坏人。实际上,许许多多的黑人是很好的。

后来,约翰医生还开车送我一家人到他距纽约市一个多小时路的家去认识他的家人。

他有一对正在念大学的女儿,妻子上班不在家,老母亲守着屋子。

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家是一间再简单不过的木屋。屋里较像样的摆设是一台钢琴。屋后有一小湖。

他和我对着面划着小木船,听我介绍工作的情况,一边帮我纠正说错的英文,不断地鼓励我。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给他打过几次问候他的电话,也两次带了礼物到医院送他。在他的实验室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和我谈话。他的助手脸露不悦,我这才发觉我妨碍了他的工作。        

快三十年了,约翰医生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可惜,三年多后我一家从纽约搬到费城,后来又搬了好几次家,弄失了约翰医生的地址电话,也记不起他的医院。我相信,我会再找到他——第一位在异国他乡给我雪中送炭、非亲非故、对穷人、难民以及国家充满热爱的美国天主教白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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