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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篇(二)(林新仪)

发布时间:2011-01-10 20:21:30来源:

 

弘毅篇(二)

林新仪

编者按:

2011——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和中共建党是历史的必然;既牵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百年巨变,虽寻常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人生轨迹无不随国运的盛衰而起伏,均难独善于时代激流之外。这当中,也包括了旅居于印支的华侨。

2011年伊始,林新仪同学给我们传来了两篇大作:“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情系国运”。由其先君——敬爱的林宏毅主任的经历和遭遇说起,从某些侧面反映了这一巨变时代中数代人的心路历程。缅怀、慨叹之余,我们更认同作者的感悟——而这其实也是数代中国人的心声:“我们最耿耿于怀的、心中最牵肠挂肚的是什么?是国运昌盛,民族复兴”!

 

情系国运

 

 ——建国60周年的思考

 

中国的国庆大阅兵,在当今世界堪称一绝。它的威武雄壮、气吞山河,令任何一个能直接或间接观摩到它的中国人都为之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它向全世界展示的是一个伟大民族高度的自信、浓缩的力量和昌盛的国运。

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城楼,是国家领导人检阅三军武装力量的位置,那是至高无上的;而两侧的红色观礼台则是受邀代表观看大阅兵的地方。除了天安门之上,聚集在观礼台上的一群人是全国最受尊崇、才高德劭的精英——人民的精英。这些精英,有来自国内各条战线的杰出代表,也有来自海外华人华侨的领袖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因此,受邀站在红台之上观看大阅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项极其高贵的荣誉。能获此殊荣者,必定是曾经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士,因而受到共和国的器重和礼遇。

在我的亲人中,有两位曾荣登红台,他们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母亲是生于忧患的那代人。那时的中国,贫弱得如同一头身染沉疴的巨象,奄奄一息,任由西方列强奴役、欺凌、践踏;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支那猪,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清末,我的祖父——一个没落的秀才,伤恸于国运衰败、民不聊生,黯然离开闽南故土,漂泊去了南洋,以教私塾为生。父亲出生于南越西堤,那里也是连年烽火。他在屈辱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十九岁那年,日本人不仅占领了中国,侵略军的铁蹄也踏碎了东南亚的热带风情。在祖父的支持下,父亲毅然踏上归国之路,辗转万里奔赴大后方重庆,要读书、要救亡。

在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里勤奋攻读的他,与一位来自闽南的姑娘邂逅,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他俩的命运连在一起,并最终结为终身伴侣。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俩回到家乡,尽力为国家做事,但随着解放战争风云再黑起,国家的命运在炮火纷飞中又一次模糊了,生灵涂炭,何日方休啊!他俩与当年的父辈一样,黯然辞别故土乡亲,登上开往南洋的轮船……

他们回家了。而他们的家却不在故乡,背井离乡,是为了回家,人生的旅途就是这么怪诞。“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首唐诗这样形容远行者的心情。

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如是说:“在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在深刻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

然而,“家”又是和“国”密不可分血肉相连的。当“国”衰落到护不住千千万万的“家”时,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也就成为一首绵延不绝的悲歌,将其载入史册,便叫做史诗。只是,这部史诗是浸满血泪的。文学家感慨不已,接着又说:“……而实际上,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以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满满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冻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因此,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首无言的史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带来许多人的迁徙和远行,或义无反顾,或无可奈何,但最终都会进入这首无言的史诗,哽哽咽咽又回肠荡气。你看现在中国各地哪怕是再僻远的角落,也会有远道赶来的白发华侨怆然饮泣,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不会不来也不会把家搬回来,他们不说理由也不向自己追问理由,抹干眼泪又须发飘飘地走向远方。”

父母亲正是数千万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中的一员,那首无言史诗中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当年的他们正年青,既然不能在故国施展才华,那就在海外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情吧,为千千万万远离故土的侨胞家庭做点什么最有意义呢?他们选择了教育:传播中华文化,弘扬孔孟之道。

中国人是极难被同化的,这源于文化和传统的强大力量。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落脚何处,加入了哪一个国家的国籍,不管这种加入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他们的中国心永远都不会改变,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二帝的子孙,祖籍国是中国。他们有一个响亮的自称:“唐人”——从唐朝走过来的人;而称自己的祖国为“唐山”——从唐朝承袭下来的江山。世界各地,凡是华人聚居之处都叫“唐人街”,那里既是他们相互依偎休戚与共的谋生环境,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繁衍生息的地方。悠久的文明传统已经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唐人的灵魂中,溶化到他们生命的基因里,一代一代的往下遗传。

文化的力量之所以无比强大,就在于它如同涓涓细流,柔弱地流淌了五千年,任何利器都斩它不断,任何强权都不能将它灭绝。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国的文化在传承、在播撒、在凝聚人心。正因为如此,那些手执教鞭的文化传播者,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中是极受尊敬的。

父母亲就是手执教鞭的人,从战争阴影下的南越西堤一直教到和平繁荣的柬埔寨金边。他们正宗的高等学历、执著的敬业精神,深得侨胞们的敬重。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总有许多侨胞给我们家送来礼物,寄予节日问候。送礼者并不图什么,其中有些人父母亲甚至都不认识,他们唯一想表达的就是一种传承千年的尊师敬道之情。

正当父母亲全身心投入到华文教育事业之时,新中国诞生了,她是百年革命的产物。新中国犹如一头不怕虎狼的初生牛犊,朝气蓬勃,劲头十足,她展现出来的耀眼光芒让海外的华人华侨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我们的祖国终于像回事了。所有饱受屈辱的人们都充满希望、充满期待:国运从此当能走向昌盛,母亲从此当能成为可以仰仗的靠山,国从此当能护住千万子民的家——海内的家和海外的家。

父母亲十载辛勤耕耘,得到侨社各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被誉为教育界的良心。同时,他们为传播中华文化、团结爱国同胞所做出的贡献,也获得新中国的首肯。1959年夏天,他们被中国驻柬国大使约见,并从大使手中接到一封红色邀请函,其上盖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大印,诚邀他们伉俪赴北京观摩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国庆阅兵大典——这意味着,他们将成为人民共和国的贵宾,衣锦还乡。

我那时还小,不知道受邀回国观礼这件事情对父母亲苦难坎坷的一生意义有多么重大,只记得父亲收到请柬的那天激动得整夜无眠,坐在书桌前,用毛笔将一首唐诗反复写了几十遍。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若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做伴好还乡。

          ……

母亲为参加那场盛典,特地请金边最有名气的老裁缝给她量身制做了几件旗袍,真丝织锦缎的,花色淡雅而高贵,漂亮极了。除了自己的行李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两大皮箱的礼品,计划从北京返程时回一趟阔别了十年的故乡,馈赠众亲友。

然后,他们满怀喜悦登上飞往广州的班机。机场里有很多侨胞前来送行,有很多美好的祝愿和嘱托。

我相信,他们在北京一定过得很愉快。那是共和国最高规格的礼遇。人民大会堂的盛大国宴、国家领导人致欢迎词、天安门广场的辉煌壮丽、三军受阅方队的威武英姿、无数民众欢乐的笑脸和激昂的歌声……这一切,一定都会在父母亲的心里留下极深的烙印,他们会深感荣幸,决心回去后要更勤奋地工作,不辜负祖国的器重。

他们一定是确信,国运从此昌盛,民族从此复兴。

 

建国之初的七八年间,新中国确实在迅猛成长。一个被压抑、被践踏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终于站立起来,当家做主人的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大跃进、大兴土木、大干快上、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间奇迹一个接一个出现,仿佛共产主义明天就会到来。于是,从最高层到最底层,脑子开始发热了、膨胀了,理想主义演变成为极左思潮,泛滥全国的大浮夸之后,便是乐极生悲,大灾难悄然袭来,而且极为猛烈……

然而,这一切,我们海外华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是莺歌燕舞、光明灿烂的一面。在文教界的激情推动下,侨社掀起了爱国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谁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危难之际能有人出来为我们说话、给我们撑腰,解小民于倒悬呢?看看那些没有祖国或祖国微不足道的民族吧,他们的命运是何等悲惨。犹太人经历了二战的大屠杀之后如梦初醒,痛定思痛,硬是在中东武力建国,国虽不大,却强硬至极霸道至极,为的是保护本民族的每一个人不再被杀戮被凌辱。无以计数的中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当成“猪仔”卖到欧洲、美洲,像奴隶一样做血汗劳工而无人过问,不就是因为祖国过于贫弱、过于卑微吗?那么多的黑暗,那么多的炮火,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无法想象的失败,那么多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国都不国了,还能顾及他们?生生死死,听天由命吧。

不曾在海外打拼过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华人华侨那份充满辛酸血泪的爱国情怀,他们太需要国运昌盛了。他们对故国爱得如此之深如此之切,自然也就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新中国的瑕疵。儿不嫌母丑,也不嫌母贫,当母亲困难的时候,海外儿女们还会慷慨解囊尽己所能接济母亲,盼只盼,母亲强壮起来后也好好疼爱自己的孩子一回!

只是,国运真的从此昌盛了吗?老百姓真的从此不再受苦受难,过上舒心的日子了吗?心存疑虑者是极少数的,非主流的,所以不受重视。我后来慢慢才知道,父亲竟然也是这拨极少数人中之一。

父亲是国民党人,也是一名真诚而坚定的爱国者。他为人做事非常中庸也非常稳重,他把对祖国的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忧虑深藏心中,从不在言谈话语里流露出一星半点,他知道,这是不合时宜也不合潮流,不容易被人理解。唯一能与之交流的人是我的母亲,他俩常常在夜晚听收音机广播时低声倾谈,我正是从他们的交谈中断断续续听到这种忧虑情绪的宣泄。

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面对铁流一般的大阅兵,他们激动过,也感动过;骄傲过,也自豪过;是啊,新中国很有希望,民族复兴大业很有希望。然而,当他们回到故乡,所见所闻,不禁生出许多困惑,悄悄问几句,乡亲们大都欲言还休,只有轻轻叹气,他们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能为故乡的亲人做点什么呢?等回去吧,多给他们寄点钱和所需生活用品。

事实是,1959年,大饥荒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持续了三年,神州大地饿殍遍野,连老天爷都为之垂泪,是天灾,还是人祸?……

度过难关后,紧接着就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激烈程度不断升级,直推到十年“文革”,暴力被演绎到登峰造极,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

如此折腾,国运昌盛从何谈起?民族复兴更是遥遥无期。

父亲的忧虑越发的深了,也越发的寡言少语了。但他的忧虑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改变不了什么。那是一个崇尚暴力革命的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天使与魔鬼同行。环顾周边,哪里还有一片安宁的土地?战火映红了天边,和平之岛终究难逃一劫。

若干年后,兵燹突起,一场残酷的战争从邻国席卷而来,不容分说吞没了所有的一切。

父亲的结局很悲惨,他被战争狂人们虐杀,就像那位文学家说的,掩埋在荒蛮的丛林里……

更为野蛮血腥的事情却是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遭遇了灭顶之灾,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被驱赶、被屠戮……

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也没有人给我们撑腰,更没有人解救我们于倒悬。我们不得不重蹈父辈当年颠沛流离之辙,两手空空,怀揣一颗破碎滴血的心,踏上茫茫漂泊之路,流浪,向远方、向天涯……

而我,选择了回归,去了却父亲一个夙愿。

 

我返回祖国的那一年,历史的天空终于放晴了。

而再次看到国庆大阅兵,已是时过境迁的1984年。

当时,我在大西北,毕业后分配到西宁市一家大型国营机床厂工作。没有到过青海,你很难知道“黄土高坡”是怎样一种苍凉景象。

我们的工厂位于西宁市的近郊,建在一块高坡上。它是1964年从山东搬迁过来的。那一年,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战争之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毛泽东主席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要爆发,便下令将沿海企业迁徙到内陆地区,史称“三线建设”。于是,沿海地区的重要工业体系被一分为二,抽调出一大批最好的设备最好的人员疏散到偏僻的山沟沟或边远省份去,重新建厂。假如核战争一旦打起来,这些“三线”工厂能为中国保存下一些有生力量。

当然了,第三世界大战并没有爆发。只不过,“三线建设”给当时的中国社会造就了一大批漂泊者——从东部漂泊到西部,从安稳的城市漂泊到偏远荒凉之地,他们每年一次的探亲假,尤其是春节回家过年,总形成浩浩荡荡的拥挤人流,给本来就落后的铁路客运徒增不小压力。但也有许多人就在那些艰苦的地方安身立命了。反正生活总要继续,与其牵肠挂肚两地分居,就不如干脆走到一起相濡以沫。

整个机床厂,都是这些背井离乡的漂泊者,他们大部分来自山东——那个专门出侠义豪情的地方。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英雄气概,孔老夫子的儒雅博大,在他们身上若隐若现,与他们相处,是一件快事,尤其在喝酒的时候。

但和我更趣味相投的,则是两位来自南方的工程师。一位是与我同在工艺科工夹具设计组的蔡敏礼大姐。她比我年长许多,四十出头了,家乡是广东花县,当我试着用广州白话与她交谈时,她喜出望外,能在这渺远荒僻的黄土高坡上听到熟悉的乡音,亲切啊!另一位则是她的丈夫,与我同姓,湖北人,机床厂的总工程师。当别人问他贵姓时,他便用响亮的嗓音回答:“林。林彪的林。”大家都笑了。于是,厂里上上下下都亲切称呼他为“林总”或“林副主席”,逢年过节遇见了,还会递上一句调侃的问候语:“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每一个去开拓大西北的人身后都有故事,或美丽动人或凄婉伤感。蔡工和林工的故事二者兼而有之。

蔡工的父亲是一个没落地主,虽然已经没有多少土地了,解放初期闹土改时仍被列为专政对象,扫地出门,自食其力。家里所有一切都被没收了,所以蔡工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清贫中度过,而她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在填写所有表格的“家庭成分”一栏上,永远都要写上“地主”两个字。这种基于血统论的人格羞辱你是无法洗刷也无法抗争的。因此,在她的生活中除贫困之外比常人还多了一项内容:歧视。其实,这也是一种性格的磨练。在歧视中长大的孩子,要么破罐破摔,要么有大出息,蔡工属于后者。1965年大学毕业,她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支援边疆建设,很快得到批准,于是就从山清水秀的粤南故乡来到这穷山恶水的黄土高原,一干就是二十年。

林工比蔡工早一年到青海,不同的是,他不是自愿去的,而是“发配充军”去的(他自己说的!)。他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因为特敬佩一位“右派”老教授并有大量的同情言论,故在毕业前夕也被补划为“漏网右派”,戴着“右派”的帽子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思想。正好机床厂刚刚迁徙过来,急需技术人才,他就被吸纳进去,成了建厂元老之一,只不过必须在前面加一个修饰词:“右派”元老。既然已经是“右派”了,那就无所谓了,因此他常常语惊四座,弄得领导们很是尴尬。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实干很有才华的工程师,无论哪个车间出现技术难题,只要他一到场,准解决。所以,他的人缘很好,口碑也极佳。

四年前,一个政策下来,为所有的“右派”摘帽平反。当厂党委刘书记召他到办公室,向他宣布这一消息时,他摸了摸已经半秃的宽脑门,怪怪一笑,揶揄道:“这帽子,就算摘了?你还别说,这顶破帽子戴了十六年,现在突然没了,还真有点不习惯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怪话吗?”刘书记瞅着他直乐。

没过几天,刘书记又找他谈话,先告诉他说省职称评审委员会已下来批复,晋升他为高级工程师,本月工资就可以长上去,然后,动员他写入党申请书。他狡黠一笑,问:“一个刚摘帽‘右派’,也能入党吗?”刘书记严肃说:“怎么不能?你的‘右派’是错划的,已经给你平反了,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再说吧。我先歇两天。”“你尽快写。”“我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入不入党都一样。”“不一样!”“咋不一样了?”“因为厂党委要提拔你到重要领导岗位上。”“不入党就不能提拔吗?”“不能!”“什么破岗位,那么重要?”“林光辉同志,请你严肃点好不好?你是要进入厂领导班子的。”“是吗?打算让我干什么?”“总工。副厂级待遇。”“哦。”老林张了张嘴,思忖片刻,点点头说:“好吧。我写。”

一周之后,林光辉成为中共党员。又过了一周,厂党委的任命获得机械部的批准,林总就这样诞生了。不过,他虽然当了官儿,还像以前一样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林工和蔡工俩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最终结为伴侣,是一场苦涩的情缘。要知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畸形年代,敢嫁给一个“右派”或敢娶一个“地主女儿”,都是要有那么一点勇气的。同为天涯沦落人,又有相似的“黑五类”背景,使得他俩有了共同语言,在歧视和羞辱之中顽强生存、顽强工作,最终赢得众人的尊敬和爱戴,现在苦尽甘来,也算是老天爷给他们一份美好的祝福与回报吧。

1984年的国庆节,是建国35周年,北京要举行大阅兵。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大阅兵,一定很好看。工厂放假两天,为了组织我们这些住单身回不了家的员工观看庆典盛况,特地买了一台25寸牡丹牌彩电放在工会里。那时,彩电刚有,紧俏得很,既贵又很难买到,牡丹牌是北京出的,算是名牌了。现在这个牌子已遭淘汰。

下班时,蔡工悄悄问我,“小林,过节有地方去吗?”我说,“哪有什么地方可去,四面都是黄土高坡。”“那就到我们家去吧。老林刚从老家搞回来一台彩电,日本东芝的。”“真的?东芝彩电,那可是稀罕物。”“你去不去?”“去!管饭吗?”“叫你去,就不差你一口饭。我做粤菜给你吃。”“谢谢蔡大姐。”

 

十月一日那天早晨,难得万里晴空,也许是因为高海拔的缘故吧,没有浮云的天空碧蓝得如同一颗刚洗过的宝石,令人神清气爽。

我九点钟就离开单身宿舍,前往蔡大姐家。她家离工厂不远,穿过一条马路,走十分钟就到。那是机床厂的宿舍区,这两年效益不错,连续盖了四五幢宿舍楼,已婚员工有五年以上工龄的,基本上都能分到一套住房。分房条件明显要比内地宽松多了。偏远自有偏远的好处。林总是厂级领导,所以他们的住房面积要比普通职工的宽敞。一走进他们家,立刻能感受到女主人对生活的细心和热爱。大西北的土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即使将门窗紧闭,仍然挡不住灰尘的入侵,家具只要一天不擦,次日准会蒙上一层薄土。而今天蔡工的家是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显然,是勤快的主人为此花费了不少力气。

林总一早就上厂里去了,有些公务急需处理。蔡工招呼我随便坐,给我沏了壶乌龙茶,打开那台崭新的东芝彩电,然后就到厨房忙活她的粤菜。

中央电视台在现场直播。阅兵式还未开始,主持人正在回顾一些历史事件。天安门今天显得格外庄严、壮丽;花团锦簇,花的海洋,七彩缤纷,赏心悦目;观礼红台上已经站满贵宾代表,每个人都笑逐颜开,快乐而陶醉……

我随意浏览一下客厅里的陈设,墙上挂着一幅孩子的照片很引人注目。精美的像框里镶着一对孪生小姐妹,约莫七八岁的模样,笑得那么灿烂,好似两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满溢着希望。

我到厨房门口去和蔡工聊天,问她孩子呢?上哪玩去了?她告诉我,孩子出生后就没在这儿,在湖北老家跟着爷爷奶奶。我问,为什么不留在身边共享天伦之乐?蔡工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和哀怨,她说,没有哪一个母亲愿意和自己的孩子分离,但是,为了保护孩子的未来,不得不这么做。这的确令人悲哀。原来,西宁地处青藏高原,海拔2300,空气中的氧气比平原地带要少二到三成,本地人祖辈在此生活,已经遗传下抗缺氧的基因密码,而来自平原地区的开拓者们却没有这一优势,特别是体质欠佳的人,在高原生活久了,心肺功能会因长期缺氧而出现问题,到老了就会饱受心肺疾病的折磨。为了保护后代的健康不受伤害,机床厂的育龄女职工只要有条件的,在临产前一个月都赶回内地老家,连生孩子带休产假,一气歇下来;这期间,还要想方设法托人走后门,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内地城市,然后自己再返回青海工作。蔡大姐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这一代人,为祖国的建设事业献出热血、献出青春、献出一生,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但我们不能再献出后代,这对她们不公平,他们有权利生活得比我们更好。我难道不想天天下班回家后搂着孩子逗她们玩吗?她俩不到一岁就离开我的怀抱,如今已经上初一了,我们只能一年回去看望她们一次,她俩见到爸爸妈妈都不如和爷爷奶奶亲……”说到伤心处,蔡大姐眼眶里闪出了泪花。

这一番话,听得我心里阵阵发酸。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母亲,为国、为家,他们付出太多太多,饱经磨难,最终毁灭于无言。国与家,两者关系竟然是那么复杂,包含那么多的沧桑,难道就那么难以摆平、摆正吗?

正在感慨万千之时,门外楼梯响起急促的咚咚声,戛然而止,门打开了,林总气喘吁吁闯进来,见了我便叫道:“小林,阅兵开始了吗?”“报告林总,现在是十点差十分,阅兵马上就开始,就等您回来呐。”“哈哈哈,好你个小林子。来,咱们看电视,让你蔡大姐准备饭。一会儿咱老哥俩喝一杯。蔡敏礼同志,你受累啦。”

十时整,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站立在一辆国产红旗牌敞蓬轿车上,徐徐开过三军受阅部队面前,向同志们致意,然后,返回天安门城楼。国防部长一声令下,大阅兵开始。

军乐队奏响《解放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军歌嘹亮,直冲云霄。在雄壮激昂的旋律指引下,各军兵种方队像一块块会移动的、厚重的正方形钢锭,迈着威武的正步,齐刷刷地走过来。崭新的军装、耀眼的领章帽徽、闪着寒光的钢枪刺刀,每一个战士尤如浇铸出来的青铜雕像,英姿飒爽。啪!啪!啪!啪!……军靴击打地面的声音刚强至极,每一双强悍的脚跨出的每一步都精确到毫米,整齐划一,如同一部注入了生命的机械在按设定好的节奏指令运动。数千人高度统一的重复,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动作,而是一种壮丽的美、源源不断向四周辐射出震撼人心的阳刚之美。

每一个方队在通过天安门金水桥前之时,只听见领队军官一声号令,方队内立即发出一阵整齐划一的更换姿势的声音,所有雕像的头颅朝同一个方向猛地一扭,向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们行注目礼!每一双眼睛都放射出火一样炽热的崇敬之光——那付昂扬的神态、那金属撞击般的强音、那摄人心魄的场景、那瑰丽无比的色彩,任何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会被感动得热血沸腾。

各军兵种方队过去之后,接着是坦克方队、火炮方队、战车方队、导弹方队,银灰色的战斗机群在蓝天上呼啸而过……。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前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年青而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及誓死捍卫祖国的钢铁决心!

随后而来的就是群众游行方队了。异彩纷呈的彩车、别出心裁的构图、喜气洋洋的姑娘和小伙子载歌载舞;其中一个方队由大学生组成,当他们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方时,学生们突然展开了一条巨幅标语,上书四个大字:“小平您好!”,天安门上的邓小平微笑着轻轻鼓掌,挥挥手向学生致意,节日的气氛被推向高潮。这个事先并没有安排的情节,成了那一年大阅兵的个性化标志。最后是无数童真无邪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他们欢呼雀跃奔向金水桥,一张张稚嫩的笑脸有如鲜艳的向日葵朝着红太阳怒放。他们一边奔跑一边放飞五彩缤纷的气球。霎时,天空被斑斓的色彩点缀得格外绚丽,不知什么时候,成群的鸽子腾空而起,欢畅地穿梭在五颜六色之间,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地飞翔、飞翔……

那天的国庆家宴很丰盛,蔡大姐做的粤菜口味也很地道,而林总,从来没有见他这么高兴过。我们喝的酒,是他珍藏多年的一瓶陈年茅台。甘醇的美酒催红了他的脸颊,也打开了他的话匣。他说了很多话,拿我当知己,给我讲述了这一生曾经历过的苦难和屈辱。我发现,他的才华绝不仅仅在机械技术方面,他的知识结构是多棱角的,见解独树一帜,对时政的评论与解读更是精彩。他说,中国人是一个很勤劳、很能吃苦的民族,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最能忍辱负重,只要国之为政者不要胡乱折腾,好好珍惜自己的子民,以民生为本,沉下心来搞建设,中国一定会迅速强大起来;只有国运昌盛了,每一个家庭的日子才会好转、富足,国泰而后民安,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才真正有希望……

我对他肃然起敬。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忧国忧民之士,只不过人微言轻罢了。然而,草根的智慧,不是也可以撬动巨石吗?

 

翌年,我离开了西宁,调回内地工作,从此便与林工和蔡工断了联系。今天,他们应该是已经退休,结束漂泊生涯,回老家湖北去与俩女儿团聚了吧。与家人在一起,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昨天,又是十月一日,共和国六十华诞,又一次在电视机前观看大阅兵,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父母亲已经长眠在海外,他们无缘看到今日之中国,已不是1959年时他们为之忧心忡忡的那个祖国了,我们可以真正为她的强大而自豪而骄傲了。那么,林工和蔡工呢,他们一定也在家乡温暖的家中看了大阅兵,他们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们是否还记得25年前在西宁的事情?林工是不是也那么高兴,痛饮茅台?两代知识分子,不,连我算在内,是三代人,我们最耿耿于怀的、心中最牵肠挂肚的是什么?是国运昌盛,民族复兴——这是我昨天在看大阅兵时所感悟到的。

伴随我们的渐渐老去,新的一代在成长、在崛起,他们用坚强威猛的脚步在天安门前击打着、前进着,向着太阳,背负民族的希望,展示一个大国的风范,告诉世界,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的祖国明天会更美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00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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