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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篇(一)(林新仪)

发布时间:2011-01-10 20:12:40来源:

 

弘毅篇(一)

林新仪

编者按:

2011——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共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和中共建党是历史的必然;既牵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百年巨变,虽寻常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人生轨迹无不随国运的盛衰而起伏,均难独善于时代激流之外。这当中,也包括了旅居于印支的华侨。

    2011年伊始,林新仪同学给我们传来了两篇大作:“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情系国运”。由其先君——敬爱的林宏毅主任的经历和遭遇说起,从某些侧面反映了这一巨变时代中数代人的心路历程。缅怀、慨叹之余,我们更认同作者的感悟——而这其实也是数代中国人的心声:“我们最耿耿于怀的、心中最牵肠挂肚的是什么?是国运昌盛,民族复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往事的一点回忆

林新仪

 

昨天是西方的圣诞节,大凡秉承基督文化的国家都将这一天视为狂欢大节,而中国是不过圣诞节的,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洋气十足的超级城市,你才会领略到一种中西合璧的,欢庆圣诞的喜馨气氛。

今天,1226,是中国人的圣诞——“毛诞”。若干年前,“毛诞”是极为神圣庄严的,中国人过“毛诞”很是虔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这一天前后,都会连篇累牍地掀起歌功颂德的浪潮,带着一种政治色彩极浓的心态去缅怀已故毛泽东主席的种种丰功伟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毛诞”之热也渐渐的冷却了。被影视名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来自佛学词典的时尚名词:“平常心”,已经完全取代当今中国人心中的某种经久不衰的神圣情感。我所居住的北国小城,不论是圣诞还是“毛诞”,都是“冷冷清清”的,当然,绝不至于“凄凄惨惨戚戚”。每到这一天,我都只有在心中“寻寻觅觅”,去缅怀那曾经是属于父母亲和我的童年的、圣洁而欢乐的圣诞节。

巧的是,今年的“毛诞”,也就是今天,我收到了一份不错的圣诞礼物——两封来自法国友人的信。一封是昔日的同学颜荣先兄寄来的贺卡,另一封则是法国番禺富善社名誉社长黎振环先生的信,其中还夹寄了一叠我父母亲于五十年代在柬埔寨马德望市拍摄的一张“全家福”的翻拍照片。先生说,近日曾阅一篇缅怀当年一位南越华校校长的文章,该文提及我父母亲当年在堤岸的一些情况,问我知晓否,并希望我“尽力认真写一写吧”。感于他的恳切,我便暂且放下正在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血色回归路》,写下这篇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的父亲母亲的回忆文字,权且算作给曾经沧桑的印支华人留下一点小小的史料吧,同时,也算是一份薄薄的“贺卡”,遥寄给天国之中的二老,但愿他们能喜欢。

25年前的19755月,西贡刚解放不久,我当时还是一名年青的“越共”战士,驻扎在第六郡。一个星期天,我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去逛堤岸市容。我发现了孔子的塑像屹立在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之中,既惊奇又深受鼓舞,想不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竟至如此深远!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鬼使神差,我在福建学校里偶遇一位父母亲当年在堤岸教书的老同事,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他告诉了我一件从未听父母亲讲述过的事情:我在堤岸还有一位叔祖——堤岸华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林啸溟老先生。我迫不及待地请他带我去拜访老人家。那年的林老先生已经年过八旬高龄,百病缠身,见了我,得知我是林家的后人,高兴极了,对我谈起了林家的历史。老人的肾功能衰退得很厉害,尿频而失禁,说着说着就得起身由儿子林翼雄搀扶到后面去解手。即便是这样,老人仍然絮絮叨叨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从而得知许多关于父母亲当年留下的足迹。

确切地说,我的祖父(至今我都不知道他的大名),与林啸溟先生祖籍都是福建龙溪县,与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林语堂先生同一籍贯,且是同一时代的文化人。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情缘,祖父与啸溟先生不仅同姓同乡,而且还结拜过金兰,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他们俩在三十年代创办了私立啸明学校。

我父亲原名叫林学文,林家的长子。他上头有一姐姐名锦文,下头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名字各叫修文、绮文、守文和骏雄。按说,林家到我父亲这一代人是“文”字辈的,为何我的三叔却叫骏雄呢?我的疑惑在林老先生处得到了解答。原来,当年啸溟先生只有两个女儿,名叫齐雄和竞雄,没有儿子,为了弥补啸溟家的缺憾,我祖父便将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儿子过继给啸溟先生,认作义子,改名为骏雄。认了骏雄义子之后两年,啸溟先生自己也得一麟儿,取名为翼雄。啸溟先生大约是在1977年逝世的,他的两个女儿现在美国定居,如今也是为人祖母了。翼雄(我得称呼他为叔叔)现在台湾桃园教书。骏雄(我的亲叔)现居中国厦门同安县。这么一论,我父亲当然就是啸溟先生的世侄了,而且还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我祖父大约是在厦门与我祖母结婚后才移居越南西贡的,所以,我的父亲及姑姑、叔叔们都是在堤岸出生、长大的。也许是因为啸明学校缺乏高水平的师资,祖父决定将年仅20岁的长子送回大陆读书。时年正是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的1939年(或者是1940年),共产党的毛主席号召全国老百姓组织起来打一场持久战,国民党的蒋委员长号召全体军民“焦土抗战,共御外侮”,海内海外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那个年代那样的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我父亲万里跋涉,不辞艰辛,从印度支那最南端的西贡市跑到中国西部重镇——当时的陪都重庆市求学,他考上了名声很大的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中大政治系是专门为培养党国后备政府官员而设立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只要被政治系录取,开学后第一天,当地的报纸就会登出一条新闻:中大政治系全体新生宣誓加入国民党,并列出所有新生的名单。父亲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国民党员。这种恶作剧式的“无心插柳”,在后来中国疯狂的六、七十年代中,给我们的家族成员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是父亲始料未及的。

其实,当时我母亲也在中大文学院就读,第二年她又转读了经济系。她是在1940年从鼓浪屿出发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到福建长汀县参加全国联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央大学的。父亲和母亲虽然同在一间大学里读书,但很可能并未谋面。他们俩的缘份是前世注定的,在中大没有续上,不过是时机未到罢了。父亲大概是比母亲先毕业一年,不知何故没有立即返回越南,但也没有踏入仕途,而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厦门新闻社社长一职,从事新闻工作。母亲毕业后也未回厦门,而是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供职,直到1948年末,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兵临南京城下,她才因健康原因辞去公职,回家乡养病。她回到鼓浪屿后,办了一个小型的英文补习班,收了十来个学生。我父亲的法文法语极好,但不懂英文,也许是工作需要,他也报名参加了这个英文补习班,成了母亲的“学生”。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同乡、校友、“学生”加上缘份,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便演绎出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对才子才女很快就共结连理,那时已是1949年夏天,解放军长驱南下,直捣厦门而来。炮声隆隆,战事再起。也许是因为厌恶战争,也许是离家太久想回去看看老父亲和兄弟姐妹,也许是并不丑的“丑媳妇”也得见公婆,父亲携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厦门解放前夕,乘搭最后一班开往西贡的远洋客轮,经过20天左右的颠簸,回到了越南堤岸。

他们回到西贡后亦未能见到我的祖父祖母,两位老人家已于两年前先后去世了。我父亲将三个姐妹转道香港送回已经解放了的故乡厦门。大弟弟守文在他之后也回国从军,参加抗日战争,断了音讯。小弟弟骏雄则仍然跟着其义父生活。父亲回到堤岸,并没有立即从事文教工作,而是进入商界,帮他少年时代的一位好友做生意,其原因我至今不得而知。母亲则受聘到潮州人办的义安学校高中部任教。两年之后,父亲才回到啸明学校教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教育家生涯。

1955年,吴庭炎上台执政,对华侨实行高压政策,华文教育界陷入可悲的困境。同时,围剿共产党的大棒加“红帽子”满天飞,搞得华侨社会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思想进步的华教界人士或锒铛入狱,或出走离去。在此恶劣的情势下,我父母亲也萌生去意。恰在此时,不知是由谁举荐,金边端华学校的董事会慕名派人前来堤岸,诚邀父母亲前去执教。于是,他们便欣然接受了邀请,于1956年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去了柬埔寨。父亲被聘为端华学校校委主任,行使校长职权,对董事会负责并汇报工作。端华的校长改由董事会成员担任,只向地方当局注册立案,平时不干预学校日常的管理工作。父亲在他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0318朗诺发动政变,所有的华校被勒令关闭为止。母亲则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金边的民生学校,到马德望的国光学校,然后是磅针市的培华学校,最后才回到端华学校。除了端华,她在前三所学校都是担任校长一职,成为柬埔寨华文中学唯一一位女校长,也是唯一一位连续在三间在当地颇有影响和规模的华校担任最高职务的华侨女性。所以,她的名气比我父亲要大,知道“杨校长”的人比知道“林主任”的人要多得多。

据林啸溟老先生说,我父母亲在离开堤岸之前差点儿被吴氏政权当局逮捕,原因是他们头上戴了七顶“红帽子”!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正宗学历在当时的堤岸实在是凤毛麟角,名声很大,少不了有妒忌者;而且,我父亲虽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但他行事谨慎,很稳重也很中性,从不轻易涉足政治纷争,也不愿意跟西贡的国民党遗老遗少们合作,令那些右派分子很是恼火;母亲的思想则比父亲要激进,多有接触堤岸文教界的爱国进步分子,于是便有告密者向当局密告他们“通共”。有一天,特务突然上门搜查,查出一些母亲向同事借阅的香港出版的报纸杂志,其中有一本杂志的封面竟然有毛泽东的照片。幸好那本杂志是右派文人发行的,虽有“毛照”,但文章却是咒骂“朱毛共匪”的。特务没有理由捉人,只好怏怏离去。虽是有惊无险,但从此父母亲便成了特务盯稍的对象。金边端华学校的力邀加盟,使他们及时摆脱了危险,前往柬埔寨,重新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

父亲在柬埔寨从事华文教育事业期间一直使用“林宏毅”这个姓名,而隐去他的原名,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本来叫“林学文”。“宏毅”这个名字大概是他回国求学的时候起用的。精通中国古文化的林啸溟老先生告诉我,此名出自《论语》的“泰伯篇第八”中的一段:“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段古文的意思是: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心胸开阔、意志坚强,[因为]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把实现‘仁’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不也是很重大吗?[要终生为之奋斗]到死才停止,不也是很遥远吗?”。在古文中,“宏”与“弘”两字义近且通用,意为广大、开阔、宽广;“毅”则为坚强、果敢、刚毅。宋代儒学家程颢解说:“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为居之”。“弘大刚毅,然后能胜重任而远行”。

父亲和母亲的一生,正可以用“弘毅”二字来概括。他们生于忧患与战乱,用他们弘大的胸怀,为在印度支那华人华侨之中传播中华文化、弘扬孔孟之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曾创造了许多辉煌,也赢得了侨界普遍的尊重,五十年代的祖国政府也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丰硕成果,曾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然而,他们过于执著的追求,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些极为宝贵的机会。最后的一次机会出现在朗诺政变前的1970年初。当时,局势的日趋恶化已经使前程几乎暗淡无光了,他们本来可以接受友人的邀请移居新加坡,凭着他们正宗的学历、横溢的才华和丰富的从教经验,他们一定会在新加坡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他们放弃了,选择了留下来,最后是投奔丛林。也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但这一选择无疑是受到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恶性泛滥的影响,在一种深刻而厚重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基础上作出的。这是父母亲辉煌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败笔。而这一败笔不仅毁掉了他们的才华,同时也毁掉了我父亲宝贵的生命,他在赤柬的暴政下被虐杀了!父亲的惨死、屈死、冤死,给母亲的打击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九死一生的她,经过无数人间与地狱的磨难之后落足于美丽富裕的纽西兰,便由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变成一名向“××主义”宣战的斗士。她到处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文笔犀利,观点非常之偏激,几乎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令那些“正人君子”们心里很不舒服。然而,这其中心灵深处的伤痛与悲哀,又有谁能体验得到呢?

母亲已于今年八月十七日在纽国逝世了,在她的遗嘱中有一条遗愿是我们这些当儿女的永远无法实现的,那就是:将父亲的遗骨寻回来与她合葬一处。我们唯有深深的、深深的遗憾……。

以上所讲述的真实故事,将会在我奋力笔耕的《血色回归路》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和演绎。但我至今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1977年底,我悄悄的逃离西贡,匆匆踏上回归祖国之路,临走前,我因种种原因竟然未能到林啸溟老先生家去道别辞行!为此,二十余年来我心中一直怀着深深的歉意。倘若齐雄与竞雄姑姑、翼雄叔叔能看到我的拙文,希望他们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当时的处境已是非常艰难,不想再给他们添乱。毕竟,我们两个林家,祖辈曾有过极为密切的关系。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愿奉上此名句与诸位海外华人的文化精英们共勉之!

 

20001226子夜

于中国保定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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